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

可见在思孟派那里，人性是与天道相连结的。[[5]] 朱熹在诠释孔子一以贯之的人道时，汲取了《中庸》、《孟子》以诚综合人道与天道的思想，从人道中推演到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的天道。

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理学思潮的崛起与玄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它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玄学思潮希望解决而又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第一》，《儒藏》精华编，第1页。[[20]] 朱熹：《大学或问》下，《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25页。朱熹在诠释《论语·卫灵公》第二章时，借孔子与子贡有关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的对话，阐发了这一主张，《论语或问·卫灵公》中载朱子的解释说： 盖子贡之学，固博矣，然意其特于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当然，而未能知夫万理之为一，而廓然无所不通也。

致知是一种追求知识的认知活动，而涵养则是生活日用的实践活动。学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达天理而何哉？[[18]] 朱熹认为只能通过下学人事的致知工夫，才能真正实现上达天理的本体体悟。到了两宋，长江文化在不断地发展，并且完成了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转变。

应该说，到南宋时，书院教育制度才真正定型，并影响以后的数百年之久。在元人文集的书院记中，有大量民间捐田建书院的记载。对于地方文化建设事业来说，藏书也起着文化积累的作用。四大书院通常是指北宋的四所著名书院。

到了南宋，这三个印书中心继续发展。后期共41人，南方人氏23人，占总数的56%。

一、长江流域书院的历史发展概况 书院的兴起繁荣，成为唐、宋以后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书院首先要能藏书，然后围绕着藏书能够展开教书、读书、著书及出书等一系列的教育文化活动。（3）   佛道宗教的发达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教育组织，一方面在于它兼具传统私学的自由讲学与官学制度的完备的双重长处，另一方面则在于它兼收了儒家人文教育与佛道宗教教育的各自特色。这样，书院在它的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文化。

但是与长江流域的著名书院相比，其兴办的规模和影响仍为逊色。故而，湖南的岳麓、石鼓两书院均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3]] 全祖望：《答张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鲒埼亭集外篇》卷四五。南北朝时期发生的永嘉南迁，导致一个延续数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由北向南的移民高潮，其直接结果，就是推动了南方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政治地位的提高。

这主要体现在宋元明清时期学术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明、清以来，书院刊刻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大，故而有的书院还专门设有刊刻图书的书局，承担地方上刊刻出版书籍的任务。

中唐以后，六祖慧能得法南归传教，故而南宗的各宗各派纷纷在长江流域一带传播。以后，各级地方官府纷纷效法，官员们纷纷在自己的治所建设书院。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期)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书院 长江文化 。尽管元代建都于北方，元政府又十分重视书院，在燕京建立了第一所书院，同时在南方诸省搜罗、邀请了不少名儒，但是，北方的书院教育仍然远远落后于有着深厚文化教育根基的长江流域。像江西吉州的皇寮书院、福建漳州的松洲书院、湖南衡山的邺候书院、石鼓书院等，史志上大多都有读书讲学的记载。从魏晋南北朝始，长江流域一带涌现出许多重要的道教教派和道教人物。另外，书院的生徒也与官学的学生同等对待。这里主要例举几个条件，以阐述书院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

另一方面，官方虽然对书院自由讲学有所限制，但对书院在发挥基础教育、精英教育及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亦是肯定的，故也倾注力量对书院加强扶持，希望借助书院教育，以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目标。尽管这批早期书院的性质、办学规模以及具体的制度、教学活动等尚有许多不太清楚的地方。

而且，尤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从而使这个地域的书院及文化均得到蓬勃的发展。唐、宋以降，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能够萌芽、兴起、发展及全面推广，并总是居于全国的先列，离不开唐、宋以来文化重心南移、长江文化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

[[6]]这些政策，虽然导致书院官学化程度的加强，使书院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使书院得以推广和普及的作用。除了上述长江流域的省区，另加上历史上作为文化重镇的陕西、河南有几所书院的记载外，其他省区的地方志均不见有此类早期书院的记载。

湛若水师从陈献章，后独立门户，到处建书院讲学，其所创书院中有名者，如西樵精舍、大科书院等。大量不愿仕元的宋代遗民主要是通过在民间创办书院以从事独立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由于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印刷业的发达，使原本十分珍贵的书籍大大得到普及。但到了南宋时期，所谓南宋四大书院则均在长江流域，清学者全祖望说: 自庆历修举学校，而书院之盛，日出未已。

另外，许多生徒在学习的过程中，撰述论文或著作。理学思想源于中唐以后，创建于北宋之时，大盛于南宋时，其发展的进程几乎与书院同步。

书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石鼓书院因办学影响大亦受到朝廷赐额。

而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则分别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7]]。由于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林立于名山之中，而早期的书院亦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而创设于名山，佛道的宗教理论，修养方法也影响了理学学术及书院教学。

同时，佛道宗教亦对理学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延续千年的书院教育是其最具特色、最有成就的组成部分之一。藏书是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故而是书院的重要组成要件。最初，以实学相标榜的一代学者活跃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他们同样利用书院研究学术。

相反，向来是人文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在北宋时期兴办书院的热潮中，虽也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比起长江流域来说，则仍有相当的距离。民间普遍具有收藏书册典籍的可能，这样，就有可能使先秦、两汉曾经流行的各种私学演进成书院这种更具特色的教育机构。

另一方面，大量建于乡村、城镇、家族的书院均属那种基础教育程度的书院，这一类书院的数量多、分布广，在我们对地方书院的统计数字中，大量的书院均属这种类型。可见，无论是从《新唐书》中列入《儒林传》、《文艺传》的人数，还是从唐代进士人数的分布来看，唐代后期长江流域的士绅社会均呈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而书院的萌芽也恰恰在唐中叶以后。

而基础教育则没有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主要由家族、民间社会来承担。书院在千年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祭祀系统，除了祭祀至圣先师孔子之外，书院祭祀的对象还包括与本书院尊崇学统的相关人物、地方的名儒乡贤、创建书院的有功之士等。